近来，一则原载于《金陵晚报》、《中国青年报》上的报道在网上广为流传，读后令人唏嘘不已。报道说的是，曾经是国内史学界顶尖学者之一的刘起釪先生晚景凄凉。

刘起釪先生是史学大师顾颉刚最器重的弟子，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研究生。他主要研究上古史，专攻《尚书》，兼治《左传》、《周礼》。一生共撰写论文100余篇，专著 11部。1962年顾颉刚把刘起釪调到身边，协助自己研究《尚书》。顾老去世后，刘起釪就成了古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他的名气甚至走向了国际，日本《尚书》学大师池田末利称赞刘先生的《尚书》研究为“通中、日、西，无逾先生之右者矣”；  1992年，日本18所大学的20位教授联名写信，邀请刘起釪前往日本讲学。于是刘两次赴日，在东京、京都、早稻田等六所大学讲学；又赴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台大、台师大等四所大学及其他处讲学。他还应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邀请，撰《五行原始意义及其纷歧蜕变大要》。尤为可贵的是，视学术如生命的刘起釪在进入老年之后仍然没有停止研究。60岁后他渐渐失聪，可他还用了20年时间，写出了《顾颉刚先生学述》、《尚书学史》、《古史续辨》、《尚书校释译论》等200多万字的著作。其中，《尚书学史》获三次全国性一等奖，《古史续辨》被选为精品图书编入《社科学术文库》，142万字的《尚书校释译论》入选“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在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首批荣誉学部委员中，刘起釪是唯一一位先秦史研究专家。

2000年，84岁的刘起釪退休，退休金只有1900元。又过了四年，他已经不能独自起居生活了，只好投奔南京的女儿一家。即便是这样，刘起釪还是没有忘记自己的学术使命，离开北京时他租用了一个10吨重的集装箱搬运有关古籍与资料，还想继续力所能及的研究。此后数年中，他和社科院过去的一个年轻同事通信20多封，每封信都厚达10余页纸，数万字，信中大多探讨各种学术问题。可惜好景不长，2006年，刘起釪的女儿突患高血压、糖尿病，女婿又患上了重症肌无力，看病花光了积蓄，他们不得不遵照医嘱，投奔深圳的亲戚，借南方温暖的气候养病。从那时起，90岁的刘起釪便被家人送到了养老院，并从此困在这里，再也没有离开过。

     在养老院里，刘起釪渐渐患上了帕金森症和老年痴呆症，他大小便开始失禁。在养老院里，一个护工要照顾十多个老人，常有忙不过来的时候，他只能哆哆嗦嗦地自己吃饭。为了方便护工照顾，他破旧的裤子前面连拉链都没有了，长期套着塑料的尿袋。他穿着一双鞋底断裂了的宽口布鞋，身上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刘起釪那位年轻同事曾经借到南京出差的机会，专程前往养老院，探望失忆的老人，回到北京后，他向领导汇报了情况并建议给老人配助手，抢救老人脑中尚未整理出来的“绝学”，但这位领导竟然回答：“刘先生的级别还不够配助手。”2010年底，《金陵晚报》的记者得知了刘起釪的情况，专门进行了采访。他们惊奇地发现：老人对身边发生的事情好像已经糊涂了，但只要一谈起学术，他的思路却异常地清晰活跃。尤其令人感叹的是，老人在生活上没有提任何要求，他说：“不要花国家的钱”，他只希望“回北京教书，一个课一个课地教下去。”当然，由于《金陵晚报》、《中国青年报》等报纸的报道，刘起釪老人的境遇发生了一些变化，住进了养老院里的单间，有了专门的护工。可是，对于一位曾经的国宝级人物，这些补救措施就够了吗？这些报纸振聋发聩地尖锐提出：“刘先生有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组织——九三学社；有以博爱自豪的城市——南京；还有女儿……随便是哪一方伸出手来，一位史学泰斗也不至于沦到这种窘境！不要说是学术大家了，就是普通的目不认丁的95岁农村老人，也应该得到很好的生活和照顾，有尊严地活着！”“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高达397983亿元，位列世界第二。我们这个对精神追求更高的社会，绝不能看着眼前这位最后的大师，怀揣他的‘绝学’在‘备经交困’中撒手人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养生送死从来都是大事。孔子早就说过：“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孟子把孔子的主张具象化了，他认为，要让老百姓实现“不饥不寒”，让长者能够“衣帛食肉”，在这个基础上对老百姓进行礼义教化，使他们实现“养生丧死无憾”的目标，就可以叫做仁政王道了（《孟子·梁惠王》）。所以他主张“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孔孟的后学们更提出了“大同”的理念，他们认为，  在大同世界里，“天下为公”，在政治层面上能够“选贤与能”，在道德层面上人们“讲信脩睦”，在这一世界中，人际关系极为和谐，“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这是最为理想的社会形态了。而作为极端个性主义者的庄子，老是发表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针锋相对的主张，在对待生死问题上也不例外。老婆死了，庄子不仅不伤心落泪，反而“鼓盆而歌”，欢呼生命的有始有终，庆祝生死循环的自然规律的胜利。他甚至提出“寿则多辱”的命题，尽管他认为真正的圣人是不担心死亡的，他们“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在这个世界上活腻了，就驾雾腾云上天去当神仙（《庄子·天地》），何等的潇洒，何等的豁达！可是，世界上哪里有什么神仙帝乡，“寿则多辱”的命题，恐怕正好反映他老人家内心深处充满对衰老死亡的恐惧、凄苦和无奈！因此，不妨说庄子和孔孟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是“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

刘起釪的遭遇是一个极端化的例子，但在老人、特别是空巢老人以几何级数迅速增加的今天，他的遭遇又绝对不是充满偶然性的个案。怎么让那些曾经为国家、为社会、为家庭多多少少作出过贡献的老人在晚年有尊严地、体面地得到照顾，在走向告别人世的最后道路上没有遗憾，已经是迫在眉睫的大事了。居家养老、社区服务、后亚运时代义工的常态化、修建养老院和养老公寓、“倒按揭”养老方式的推广、增加托老病床、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低龄退休者为高龄退休者服务等方法，应加大力度推行，政府、单位、家庭中的年轻人……，人人都应该尽快行动起来，想方设法为这个社会问题的逐渐解决贡献力量。

与其坐而论，何如起而行？可以说，养老问题的逐渐解决，必然是与和谐社会的建立同步进行的，必须唤起全社会的关注，促使问题的解决。  

                                      何天杰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