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加速，解决养老问题已经显得越来越迫切了。养老问题处理得是否成功，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立，关系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其意义之重大，怎么说都不过分。高校社区的养老问题同样迫在眉睫，当然，高校社区与城市一般社区的养老问题，既有共通性，也有特殊性。本文试图以华南师大社区为例，探讨高校社区养老模式的规律，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广泛的讨论。

目前，我国主要的养老方式大概有三种，即传统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入住养老院）。社区养老是居家养老方式的补充，即社区为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一些有偿或无偿的上门服务，以方便他们的家居生活；此外有条件的社区近年还设立了托老园，展开老人的日托和夜托服务，为工作繁忙的双职工家庭解决后顾之忧。应该说，这几种养老方式各有利弊。不过，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建立当中，国家还不可能一下子拿出大笔经费，全面地建立公立养老院；而私立养老院的建立前期投资很大，获利有限，尽管国家和各省市出台了不少优惠政策，比如减免私人养老院的税收，给予私人养老院各种名目的补贴等等，但愿意兴办私立养老院的投资者还不是很多。再则，传统观念对人们的影响很大，许多老人心理上抗拒进养老院养老，子女也不愿意老人进养老院，免得被人讥笑为“不孝”。况且，老年人几十年过惯了清贫的生活，家务事都靠自己打理，而一旦住进养老院，什么都要交钱付费，他们在思想上一下子也转不过弯来。因此，机构（养老院）养老暂时还不能成为养老的主要方式。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其实对这个问题早就有过论述。1992年他的南巡谈话中就说过：“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家庭不行，家庭是个好东西。都搞集体性质的福利会带来社会问题，比如养老问题，可以让家庭消化。欧洲搞社会福利，由国家、社会承担，现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国家承担不起，社会承担不起，问题就会越来越大。我们还要维持家庭。全国有多少老人，都是靠一家一户养活的。中国文化从孔夫子起，就提倡赡养老人。”（署名倪德刚的文章《未被整理到“南方讲话”要点中的“要点”》，见2014-6-13《学习时报》）倪德刚的文章还说：老龄化是世界性问题，更是我们国家日益突出的现实问题。怎样解决养老，影响发展、影响稳定、影响形象。他认为，邓小平这段话的核心有两点：第一，在养老这个问题上，中国不能搞福利社会，国家、社会负担不起。第二，养老要以家庭为主，这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也符合中国家庭养老观。很显然，小平同志这段讲话的立足点，基本上是立足于中国传统。

不过，邓小平南巡谈话已经过去23年了。在这23年中，中国养老问题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首先，是中国人平均寿命大大的延长。中国人平均寿命，据我们的了解，有不同的统计数字。一是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详细汇总资料的统计，全国人口平均年龄为74.83岁，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全国人平均寿命的71.4岁提高了3.43岁。第二个统计资料见署名程硕  曾丽娜的文章《我国2000-2010年平均寿命变化特征的分析》（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22卷增刊）。该文说2000年中国平均寿命是72.42岁，2010年中国人平均寿命则达到了77.9岁，10年间增加了5.48岁。这两个统计资料统计的范围都是2000年至2010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都是正增长，虽然数字稍有出入，但相差不大。从2010年到现在又有5年了，按前十年寿命平均增长的速度计算，这个数字应该又增长了2岁多。其次，是随着中国人平均寿命的增长，各种老年病的数量也大大增加。许多过去极少见到的老年病，如老年痴呆症、帕金森氏病等等，都以几何级数大幅度增加。这些老年病的出现和增加，大大降低了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居家养老、社区养老的养老方式为此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第三，中国经济的发展，经过二十多个年头，数量质量都突飞猛进，设立养老院有了相对丰富的物质基础。而且，国家各级领导对养老问题的思考已经比过去深入多了。今年“两会”期间，不少人大、政协委员对养老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提案。比如，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桂芳就提交提案，建议把养老事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全盘考虑。他还建议解决好养老院的建设问题，注意解决好居家养老和社会养老问题。第四，社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人的家庭观念也出现了很大变化。家庭的小型化对居家养老提出质疑。随着核心家庭的松散化倾向的出现和加剧，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对机构（养老院）养老的抵触情绪，已经比上个世纪大为降低。老人体谅年轻人工作生活压力大，自愿入住养老院的人数，年轻人不再阻拦老人到养老院养老的人数，都空前增加。这些新情况的出现，都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并重的探索提供了可能。而高校社区由于情况特殊，这种探索更应该受到重视。

与一般城市居民社区相比，高校社区有以下特殊性。

首先，高校社区空巢老人的特殊性。2010年，华南师大校退协老龄问题研究会曾经做过一个调研，调研结果形成的报告《关于高校社区空巢老人养老问题的探讨》，刊载于2010年《师大晚晴》第四期增刊上。报告中说，至2010年，华南师大有离退休教职员工1710人，其中空巢老人577人，占离退休总数的33.74%。细分一下，空巢老人又可以分为四类：子女在广州市区内工作生活的，子女在广东省内工作生活的，子女出国留学后在国外工作定居的，老人独居的。后两类老人又称为重点空巢老人，占华师离退休教工总数的27.6%。据全国老龄办2012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比例已达49.7%。表面上看华南师大的空巢老人比例虽然低于全国的空巢比例（当然其中还有统计年限的差距必须考虑），但是，华南师大子女在国外工作定居的比例却远远高于全国的比例，这在高校社区中也应该不是特例。高校教工一向是比较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的，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他们更倾向于鼓励有条件深造的子女选择出国留学，子女们毕业后就业定居国外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在当时这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但是，随着老人年老力衰、生活自理能力的下降，问题就出现了。当老人突患重病时，子女只能短时间回来照顾看望，危险期过去之后，子女由于工作和家庭，只得选择离开。比如政行学院一位退休老师，丈夫在其他高校工作，所以住在外校的教工宿舍。不幸的是丈夫在前几年去世，这位老师在外校没有学生、同事，形影相吊，孤苦伶仃。更加不幸的是她突然中风住院，远在加拿大的独子闻讯请假回来陪护。老师出院后，儿子为母亲请了保姆照顾。但一辈子生活节俭的那位老师，在儿子离开之后，就辞退了保姆。她由于身体处于恢复期行动不便，每天去市场买菜只好扶着墙下楼，一来一去就是一个多小时。政行学院退协分会和支部每年只有逢年过节才前去慰问一下，她平时居家生活十分孤单艰辛，万一再出现意外，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校退协曾经建议她入住华师校医院托老中心。虽然前年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强调，作为子女赡养人有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的照料、精神上抚慰，照顾老年人特殊需求的义务，但是，对于子女远在天边的老人来说，这些规定也只能是一纸空文。这种特殊状况也是对居家养老的一种挑战。

    其次，高校社区的离退休教工的寿命远远高于社会的平均值。离退办和校退协年年都为逢十生日的离退休老师祝寿，近年来，满八十、九十的寿星数量上超过满七十的老人已成为常例。离退办和校退协曾经做过统计，至2011年底为止，离退休教工中80岁以上的有301人，70以上的有991人，60以上的500余人。寿命的增加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老人一般在80岁之前，自理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有时候家务事难以料理，雇请一个保姆来协助，也就解决问题了。但在他们80岁过后，各种各样的疾病就越来越多，生活自理能力慢慢越来越弱，有子女在身边问题还不是很大，没有子女在身边随时照拂，即使雇请保姆也难以解决生活中的具体困难了。《师大晚晴》今年第一期刊载了曾国章老师的文章《守望相助邻里情》，说到对门而居的邻居是子女不在身边的两夫妇，他们两人都已经年逾八旬。丈夫中风多年，虽然家里雇请了保姆，可当丈夫摔倒时，她和保姆都无力扶起，只好每次都麻烦对门的曾国章老师，最后一次她丈夫还是突发心肌梗塞去世。这种空巢老人的尴尬无奈在华师社区不是个例，文学院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师，独子旅居澳大利亚。今年这位老师在家中突然中风倒地，妻子急忙上前搀扶时，不慎腰椎骨折，夫妇两人都急诊住院。最后丈夫还是没有抢救回来，不幸去世。这些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空巢老人的遭遇，也对高龄空巢居家养老方式提出了质疑。

第三，高校社区与一般居民社区相比，封闭程度更高。高校在过去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高校中除了教学区之外，还有学生宿舍区和教工宿舍区。为了方便师生的生活，学校里有许多生活辅助设施，其中除了银行、邮局是由国家向学校租赁场地设立的之外，其他诸如食堂、商店、市场、超市、书店、医院、理发店、附属学校等等，都是由学校创设的。虽然改革开放之后，高校的封闭性有所降低，但大的格局并没有质的变化。这种历史与现实的承传，使得居住在高校社区中的人，对社区和其背后的工作单位有着强烈的依附性和归属感。与之相对应的是，学校、离退休教工的原工作单位，对于在一个大院中工作几十年、把精力全部贡献给学校的发展的原员工，总感觉到有着更多的道义上的责任。这也是一般社区中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关系所不能比拟的。华南师大校医院托老中心2002年开设，至今已经13个年头了。这种“医院式养老”模式，专为生活不能自理而又缺人照顾的老人而设，除了为老人们提供正常的生活需要以及娱乐健身之外，还又能随时提供医疗救助和护理。期间入住的老人共有一百三十多人，除了二十多位老人后来出院转走之外，有六十三位老人在托老中心度过了他们人生的最后时光，他们离世的时候平均年龄87.49岁，其中有四位老人年龄超过100岁，有二十五位老人年龄超过了90岁。这个寿命数字，比华南师大社区家居养老的平均寿命只长不短。可以说，这也从特定一个角度反映出华南师大托老中心医疗护理工作的成功。华南师大托老中心的创设，源自校医院领导对“为华南师大的教育事业贡献了一生的老人，提供一个更好的养老医护环境，让他们能够体面而有尊严地度过人生的最后时日”的严肃思考，就是高校社区这一特殊性的逻辑结果，这也是任何一个普通社区所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第四，高校社区离退休教师的退休金，与整个社会相比，还是处于中高水平上的，他们入住养老院基本上没有经济方面的压力。所以在高校社区里，进入养老院养老的空巢老人，个人完全有能力负担养老费用，不至于会对国家、社区造成新的负担和压力。这符合养老问题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结合的总体方针，也符合小平同志立足于中国传统、不陷入西方福利社会在养老问题上困境的思想。

郑维铭老师曾经在《师大晚晴》2014年第四期增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老龄问题研究应该不仅仅是老龄人的事》，文章中很有见识地提出：老龄问题研究也应该是年轻人的事情，同时尤其应该是在职在位的领导干部的事情。鉴于高校社区养老与一般居民社区的不同，高校社区应该更加重视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并重的探索。高校的主旋律是教书育人、教学科研，这是无可置疑的。不过，教书育人和教学科研要靠人来完成，要靠一代代有志于教育事业的教师来实现。按照自然规律，昨天教育第一线上的主力军，今天就可能加入或即将加入退休者的行列。从长远的战略布局来看，高校领导更应该把学校离退休教工的养老问题提上学校的工作议事日程，对离退休教工的生活状况、对他们的实际需求和愿望进行一次调研，对建立和改善托老中心的运作、如何利用在校学生群体为老龄工作更好服务等问题上作进一步研究。如果设立加强托老中心、在校医院附近设立医养结合的老年公寓、在青年学生中扩大义工队伍，肯定是会得到广大离退休教工特别是空巢老人的热烈拥护和响应的。这样做不仅可以焕发离退休教工的积极性，让他们在学校的各项工作中更加热情地发挥余热，也能够增加在职教工对学校教育事业的归属感，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好事。而学校在师生员工心目中向心力的增加，对建设和谐校园、对进一步推进高校方方面面的进一步建设，一定会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

                    撰稿：何天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