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生也晚，没能赶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上大学。中学毕业后随即下乡、后来招工回城，身份也由农民而教师，再当工人，角色处于不断转换之中。折腾到31岁才有幸踏进大学校园，接受系统的知识教育和学术训练，与书城兮为伍，从先哲而雁行，自觉眼界渐阔，颇有长进。此后半辈子的教学工作，更强化了我自小养成的读书兴趣，教学相长，其乐无穷。不知不觉，站上大学讲坛25年了，到了2007年，我终于年届60，于是循例退休。退下来的生活与在职相比，有了不少变化，不过读书之癖依旧，而且比退休前更少了功利性色彩，所以显得更加随心所欲，更加自得其乐。

1982年留校后，我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特别是元明清文学的教学。古代中国的知识结构中，文史哲是不分家的，所以读文学作品的同时，还得大量接触哲学、史学文献，通过慢读细想，眼界渐阔。所谓渐阔，就是对问题的看法逐渐深刻，努力不陷入对片面性。比如，我对明帝国的塌台原因的认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1644年，大明王朝终结的年头，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中国人特别是文化人的一个心结。大明王朝和崛起于白山黑水的满清人建立的后金政权相比，无论是在统治的地域幅员之广或人口的数量之多，还是在财力物力、军事实力之强上，应该都不是同一个档次的。但是，明王朝（包括后来的南明王朝）的终结者是满清人，就好比是一头大象，最后竟然倒在一只鬣狗的利齿之下，实在令人无法接受，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会这样”成了当时一流的思想家、历史学家、文学家们共同思考和争论不息的问题。

有关明朝的正史野史、专著论文，以“汗牛充栋”四字来形容，也毫不过分。在最初阅读得出的印象中，明王朝灭亡的原因无非是：官贪吏虐、宦官专权、朝中党争不断、在自然灾害连绵不断和官府盘剥的背景下的农民起义规模越来越大、外患日重，皇帝不是昏庸，就是刚愎自用。典型的事例是嘉靖、万历长期不上朝，天启把朝政全部交给魏忠贤去料理，末代皇帝崇祯勤政倒是勤政，但他朝令夕改，全凭个人好恶施政，在位17年，用的“阁臣”（内阁大学士）居然达到了44人，也就是平均一年换掉的阁臣将近三个；他还无端地猜忌有效堵截努尔哈赤数年之久的大将袁崇焕，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不仅自毁长城，更是冷了大批忠臣之心。而他对大明江山真正的蠹虫却不能辨识，据清人王用臣《斯陶说林》载，在崇祯朝当过阁臣的浙江人钱象坤，退职后回到了老家杭州安度晚年。两百年过去了，他的故居早被子孙卖掉，还换了好几任主人，而他当年的“阁老厅”的匾额却依旧悬挂在原处。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军攻占杭州，住进钱象坤故居的太平军头领不喜欢这块匾额，拆卸时在匾额后发现一个铜匣，铜匣中的账册是钱象坤亲笔手书，记明在宅子中哪里埋有黄金，哪里埋有白银，总数高达百余万。且不说钱家不肖子孙如何的无能，卖祖宅时竟然连祖先的匾额都懒得拆卸，辜负了老祖宗的一片苦心，只说钱某人当了一年半的阁臣，就能聚敛了百余万的金银财富，这不知道是多少万个升斗小民的血汗口食；而操控大批特务以监视臣下的崇祯自以为明察秋毫，居然还毫不知情。刚愎自用，颟顸糊涂一至于此！这么一个的皇帝，终于成为压垮大明王朝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年我满以为如此归纳明王朝垮台的原因，应该是色色皆全、面面俱到了，而且还颇为自得地向学生讲解。可随着后来阅读范围的扩大，我发现过去的结论是失之过简了。比如，后来读到竺可桢先生在1973年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在此前后及国内外相关研究也持续不断），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不约而同地发现，气候变冷会使农业减产，从而大大地提高饥荒发生和民族大迁移的几率。因此，战争的密集期和改朝换代恰恰也都发生在严寒时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17世纪前期，亦即明朝的天启、崇祯年间，在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交替作用的影响下，大明王朝的腹地长江、黄河流域的天气又冷又干，不过数十年的时间里，史书竟连续出现了两次“八年大旱”的记载，河南甚至整整三年里未下过一滴雨，“夫鬻其妻，父弃其子”、“人相食”、“赤地千里，人烟断绝”的记载不绝于史，明王朝的覆亡就成了必然。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则从另一个角度去解读明王朝的崩溃。比如，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曹树基1997年发表了《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一文，台湾著名明史专家邱仲麟也于2004年发表《明代北京的瘟疫及帝国医疗体系的应变》一文，指出明末华北地区曾经流行过一场大瘟疫，这场瘟疫实际就是腺鼠疫。在这场人传染人的鼠疫中，有20万北京人丧生，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也就是80万到100万的样子，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所以当李自成的队伍杀到北京时，能爬上城墙防守的明军士兵，连一万人都凑不齐，城墙上几个垛口才摊上一个士兵，于是“固若金汤”的京师，在李自成军面前很快土崩瓦解，被迅速攻占。从而他们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是“老鼠‘消灭’了明朝”。而李自成军在攻占北京数月之后，就在山海关的一片石被明朝的吴三桂部和满清铁骑击溃，撤出了京师。过去彪悍异常、几乎战无不胜的李自成农民军，为什么在占领京师不久后就变得如此毫无战斗力，有人（如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认为，这主要是农民军被京师的花花世界迷乱了眼睛、迅速蜕化变质的结果，但曹树基等人则在对史料的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这与农民军在京师感染鼠疫也不无关系。这些学者分别从气象史和疾病史的角度分析了明王朝的灭亡原因，将自然科学研究与人文科学研究打通，避开了过去解释明王朝灭亡之因时只在政治史、经济史范畴中兜圈子、就事论事的老路俗路，令人耳目一新。无疑，在历史的进程中，政治往往处于社会生活的聚焦点，经济则总是起着最后决定作用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中的ABC。但历史的进程又是复杂诡谲的，其结局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造成的，无数偶然性的集合汇成了必然性。只有这么看，才不至于落入唯政治、唯经济论的泥淖中去。

最近，看到韩毓海的专著《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又是一阵抑制不住的兴奋。韩著说，明代自嘉靖、万历以后，急速发展的外向型商品经济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和生产活动向着专业化、商业化、跨国、跨区域的方向发展，棉布、丝绸等物美价廉的商品大量出口，日益占据着世界市场的份额，出口赚取的外国白银则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经济形势看来是一片大好。不过，外贸出超带旺了大明帝国经济的同时，也造成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市场、资源的竞争，促成了明王朝和西方国家特别是和当时的海洋大国西班牙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中止了中国迈向世界的步伐；二是国内生产的日益专业化、市场化，促使南方稻产区农民放弃种稻而改种效益更大的经济作物，而粮食生产的过度市场化加上国家经济管理的失位，必然隐含着粮食危机，这场危机果然在明末自然灾害频仍的背景下突然爆发；三是当时国内白银的主要输入地是美洲，而美洲的白银采掘冶炼在1630年前后突然大幅度萎缩，引发了国内严重的通货紧缩，这与明王朝此时正遭受到的自然灾害、农民起义、外敌入侵、官僚体制腐败等一系列因素结合在一起，终于酿成了导致明王朝崩溃的经济大危机。

韩著的首要特点，是具有世界性眼光，这在韩著的副标题中就明确体现出来了。他不再囿于中国的背景来分析明王朝崩溃的原因，而是把中国的危机与世界的局势密切结合在一起通盘考量，因此具有更强的说服力。韩著的第二个特点是不就史说史，而是密切联系现实。学术不拘禁于象牙塔里，而是紧扣现实的脉搏，这不是每个学者都能做到的。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晚明人面临的种种问题，比如外向型经济的“度”、外贸出超赚取的“外汇”应该如何管理和运作、农业生产的市场化与政府计划统筹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政府面对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像洪涝旱灾、流行疾病）时的应急机制、政府如何积极化解社会各种矛盾，实现和谐社会等等，对现代中国人尤其是高层领导人仍然不失其借鉴意义。其实，在中国人的头脑中，自古至今都始终贯穿着强烈的历史意识，从唐人的“以史为鉴”，到今人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都是明证。读书读史，都是为了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充实自己。看完韩著，可以让人浮想联翩，懂得如何借助古人的智慧，在现实人生中少走弯路。

韩著当然不是、也不应该是分析明王朝覆亡原因的煞尾之作，人们还可以从更多的角度去探讨解读这一历史难题，可以不断地以自己的独到之见给读者带来惊喜，启蒙长智。作为读者的我们，也将不断地从阅读中获取知识和乐趣，这可以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开卷有益”。

                          何天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