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下午，离退休教工党委组织我校离退休教工支部的部分书记、支委，由书记李一夫、副书记孙勤带队，参加了省委老干部局举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专题报告会。  

报告会在中山纪念堂举行，由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胡泽君主持。她说，省委十分重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省委组织各级干部举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研讨会，汪洋书记到会讲话。今天省委特意组织面向老同志的这场报告会，由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博导王一鸣同志主讲。到会的有省市老领导、省副厅级以上、市副局级以上的离退休干部、离退休支部的支部书记、支委约三千人。

王一鸣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张，最初是在九五规划时提出的。近几年重新提出了这一口号，比如十七大的报告提出继续改革开放，关键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去年年底胡锦涛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今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又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全局。原因是2008年底全球金融风暴催促我们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再不转变，我们的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小，付出的代价会越来越大。他从两个方面谈了自己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学习体会。

一、金融危机的冲击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回顾过去30年我国经济发展轨迹，可以说是高速增长。在1979年-2008年的30年中，全球经济年均增长3％，可我国是9.8％；而且我国是全球经济高速发展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体，据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位经济学教授、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的统计，有史以来，经济年增长超过7％、而且持续时间超过25年的国家有11个，只有中国超过了这一指标，使世界为之瞩目。九十年代世界银行曾经有一个报告《东亚奇迹》，总结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特点：高速、高增长、高储蓄、人口年轻等等，这些特点中国都具备。但中国改革发展的模式有其特殊性，是渐进型的，是增量改革。中国搞了特区、开发区，起示范带头作用，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到城市，在城市中又是从民营企业到国企，以民营企业逼国企改革。中国在消费领域又掀起了消费革命，13亿人口去年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出现了巨大变化，去年城镇人口6.2亿，住房面积9.37亿平方米，人均5.5平方米；去年汽车销售1345万辆，同比增42％（美国去年销售汽车才790万辆，日本是300万辆），今年一季度又销售460万辆，已经成为世界汽车第一销售大国，对世界产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城市化面对1.6亿农民工，还有他们的家属，他们不是市民，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城市化要搞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要通过土地置换搞建设，也就是所谓土地财政，把农民的集体土地收归国有，经整理后上市，就会有巨大增值，城乡土地剪刀差积累了城市化的资金，大大降低城市化的成本，所以我们一定要善待农民工；再看人力资本，近年来我国增大了人力资本的投资，每年有630万大学毕业生，对改善人力资源起到很大的作用，对比一组数字：芬兰全国人口才600万，可芬兰十分重视人力资本的培养，注重劳动力本身的改善，所以芬兰的经济竞争力在全球排名第一；还有，政府参与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竞争比赛机制。本世纪以来，01-07年我国每年经济总量上升8.3％-13％,05年超过了英国，07年超过了德国，今年会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

但是，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矛盾，主要是结构性方面的三个问题：投资过多、信贷过快、外贸过大。我国外贸07年二季度最高，以后就逐季度下滑，08年四季度更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大了调整的幅度。经济发展过分地依靠投资扩张和外贸扩张，过大的投资靠外贸来消化，外国需求萎缩，出口就成了问题，广东最早暴露这个问题，也就是说，靠出口来拉动经济，空间是越来越小了。过去，发展经济，投资成本是很低的，人家来投资办厂，可以零地价，可以减税、减电价，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了。而要扩大内需，靠资源投入也走不通了。2000年我国煤炭生产12亿吨，到了2009年增大到31亿吨，还不够，还要进口1亿多吨，九年时间里每年的煤炭消耗量增加了20亿吨。前些日子山西王家岭煤矿发生矿难，以前都说小矿、私人煤老板的矿容易发生矿难，可王家岭是国企，是国有的大型煤矿，为什么也会发生矿难？原因就是去年开始的西南大旱，水电减了，只能靠火电，火电主要是用煤，要加快采掘进度，忽略了安全生产，就出现了问题。每年新增煤炭消耗高达2亿吨，这种状况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再看钢铁生产。1978年我国生产了4千万吨钢，经过21年，到了09年生产了6.6亿吨，实际上是7亿吨，全世界也不过是12亿吨。近年来我国每年钢产量增加一亿吨，这种增长速度，美国、日本、俄罗斯都未曾有过。由于钢产量这样的高速度增长，对资源比如铁矿石的需求大增，导致全球铁矿石价格的大涨，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所以宝钢本来准备在湛江增设一个年产量2千万吨的分厂，现在也不搞了。再看电力，近年我国每年都增加1亿千瓦的容量，总装机容量已经达到7亿千瓦。我国的能源消费已经是日本的4倍多，而且大规模的能源资源消耗，又带来大规模的环境污染。比如，河北省去年产钢1亿吨，地表水不够用了，就采地下水，现在采水的深度已经达到300米，将来要达到1000米的采水深度，所以现在河北省是“无河不干”，南方则是“有河必污”。这种状况必须改变，我国经济建设面临着五个方面的课题：①外部需求难以恢复到金融风暴之前的状况，如何扩大内需，改变经济增长对外需的过度依赖；②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生产性服务业水平都不高，产能过剩，不能靠出口、加工，因为附加值太低，而且污染环境；③我国的资源如土地、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在减弱，生产成本上升，而劳动者的工资十年都没有动，个人收入增加不快，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人消费；④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日益迫切，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物为本，过去事实上是以物为本，要加快社会建设，改善民生，改善人的现状，加大科教文卫对社会的支撑，我们现在是社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⑤利益格局复杂多变，要突破体制障碍，调整格局，关键要变革体制，提高社会的共享水平。

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连续超过40年的，二战之后由发展中国家变为发达国家的更是少之又少，只有新加坡和南韩。一些拉美国家如巴西，本来发展势头不错，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实现突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已经30年了，能否有新的突破，是全世界都关注的。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应对国内外挑战的必然选择

全球的挑战有五个方面：①经济全球化进入低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②催生新科技革命的因素增多，上一次科技革命是IT革命，美国凭借IT革命繁荣了十年。01年美国IT泡沫破裂，资金进入房地产，又引发了次贷危机。现在是绿色能源革命，搞太阳能、风力利用。中国近四年风能利用年年翻一番，太阳能利用发展也很快，还搞出口。但是我们没有核心技术，比如太阳能分多晶硅和涂膜技术，我们现在大多数搞多晶硅技术，以后产品更新换代，就有风险。就好像电视机现在显像管已经淘汰了，许多厂家又一窝蜂上液晶电视，而现在又出现了3G、4G电视，液晶电视搞得太多，将来就有风险。我们必须发展战略性的新兴产业；③全球经济失衡，贸易顺差和逆差过于集中，中国08年贸易顺差3千亿美元，09年贸易顺差还有2千亿美元，外汇储备达到2.44万亿美元。我们买了大量的美国政府债券，美国还要怪我们储蓄率高，自己不消费，逼着我们提高人民币汇率；④世界经济增长难以恢复到金融风暴之前；⑤全球治理问题凸显，一个或几个国家难以解决问题，比如重建全球金融体系要靠G20峰会；改变全球气候变化，要靠哥本哈根会议的协商。全球经济的深度调整加大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压力，各国绿色科技领域竞争加大了对我国低碳经济的压力。我们不能老搞加工业，要减排，关键指标下降20％，减排要比05年下降40-45％，加大了生产的成本。

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提出的挑战。传统的规模化扩张工业化之路已经走到极限，加工环节不挣钱，香港利丰集团老总提出制造1元，服务3元，我们缺研发、设计、标准，物流营销也要升级，美国的沃尔玛卖的90％是中国货，赚的钱比中国的生产加工企业还要多。我国的城市化进入了战略推进期，“十二五”城市化要达到50％，大批农民要变成市民。体制改革进入攻坚期，从渐进到攻坚，教育、医疗、科技、社区管理、政府管理都要改革。政府要转变观念，在理论上探讨，在实践中也不能只抓GDP，要从建设型转为服务型，解决人民上学难、住房难、看病难等实际问题。全球生产营运模式，要走出去，去年外来投资是900亿美元，中国对外投资是500亿，对干部素质要求就提高了。总而言之，国内条件的变化有5个方面：①产能矛盾加剧，要向研发、物流、营销转变；②提升科技创新，有核心技术才有优势地位。现在企业无研发能力，大学生不愿去企业，报考公务员的以博士生的比例最高；③资源、环境都要求提高效率；④收入分配差异扩大，要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政府对房价过快增长要干预，如何以人为本、以老百姓的利益为本，要转变观念；⑤人口结构变化，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少了，不能再搞劳动力密集产业了，不然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小。要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我国人均GDP已经从低向中等转化，去年已经达到3800美元，今年可以达到4000美元。但是，从中等到高等不容易，拉美有一些国家的人均GDP早就达到5000-6000美元了，可要达到人均10000，就是上不去。我们不能重复他们的模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功与否，就是一个关键。我们已经实现了30年的高速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一定能再创造新的神话。所以胡锦涛同志一再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关系到现代化的全局”。

王一鸣同志的报告生动活泼，深入浅出，会场中的老同志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有的人还认真地做着笔记。胡泽君同志最后说，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是我们党目前的重要任务，希望报告会之后，大家回去认真学习有关精神，这也利于老干部的与时俱进。

何天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