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暖花开的阳春三月，在福建的南平市，一个名叫郑民生的男子在实验小学门口用利刃捅死捅伤了十三个小学生。惨案过去有一段时间了，郑民生也已经被押上法庭并被判处了死刑。舆论尽可以用“疯狂”、“残忍”等字眼来谴责郑民生，充满正义感的人们尽可以要求法院从快从重对凶手执行死刑。但是，一切问题这样就解决了吗？那么多花季生命在还没有迎来绽放的一日就突然枯萎了，那么多失去了至爱骨肉的父母心头的创伤不知何时何日才能愈合，那么多亲眼目睹疯狂屠戮的师生市民不知道要几时才能够淡化心头的恐惧和悲伤？更重要的是，我们以后怎样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发生？

惨案发生之后，人们正在想方设法“亡羊补牢”：在小学门口安排警察保安执勤，许多小学不再坚持到点开门的惯例，早早打开校门让学生进校，家长们再忙也要目送毫无自卫能力的孩子走进校门，才放心离去。可我们要问，仅仅这样就够了吗？

郑民生本来是这个社会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平凡到几乎没有什么人对他有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平民出身，中专毕业后当医生，从工厂的职工医院到社区医院，天天上班下班，工作中也还算尽心尽职。虽然郑民生已经拿到外科主治医师的职称，可是每月领着千把块的工资，和母亲以及哥哥一家三口挤住在父亲留下来的房子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当然买不起房子。已经40多岁的人了，有过几次恋爱经历，或许的女方看不上他这种家庭背景和经济状况，这些恋爱后来都不了了之。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如果不是发生血案，谁都不会注意到郑民生性格偏执和狂躁，顶多觉得他为人孤僻，很少和人来往而已。郑民生嫌工资低，抱怨女友没有诚心，后来他还主动辞职，声言自己会找到收入更好的工作。可是，事与愿违，郑民生辞职以后的几个月中，没有找到工作。由于没有了收入，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于是，他对周围所有人的怨气越来越大。郑民生实际上在不管不顾辞职的时候就已经患上了心理疾病，有心理医生曾经指出，这类心理疾病在得不到及时的处理和治疗的时候，病人就会渐渐丧失理智，由“人”嬗变为“非人”。疾病进一步发展，“这种破坏性心理指向自身时,达到极端就会出现自杀,指向外界时,达到极端就会报复社会”。郑民生就是心理失衡，报复社会的一个突出的个案。可是，就在郑民生在内心中从人一步步地蜕变为兽的过程中，周围没有一个人去主动关心他、同情他，说难听一点，甚至连过问他的人都没有。包括郑民生的家人，都对郑民生不闻不问，更不要说有人建议他去看看心理医生，阻止他的病情的进一步发展了。就这样，郑民生走到现在这一步。需要追问的是，整个社会对郑民生们的堕落，应该担负什么责任呢？人从来都是群体性的生物，特别在我们这个重视血缘亲情的国度里，不是由于不得已的原因，谁愿意心甘情愿去离群索居，去当什么现代鲁滨逊、就好像前不久流落在浙江城市街头的“犀利哥”呢？改革开放以来，强调个性的解放和发展，这无疑是社会的一个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分强调个性，其副作用是人际关系的冷淡和隔膜。“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忠告，就是一个明证。过去，一个人遇到困难，只要想到了组织，想到了单位，想到了亲朋戚友、同学同事，希望会得到他们的及时关爱和帮助，心头就会洋溢起几分暖意，就会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就不会做出过激的行为来。可不能否认的事实是，这种组织和单位、亲朋戚友、同学同事组成的人际网络，在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下正被渐渐弱化，“各家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我们过去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口号，多少带有一些理想主义的成分，但是它总比“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主张多了几分社会担当感、多了几分温情吧？文艺节目上有“人人都是活雷锋”的提法，现实生活中恐怕难以要求每个人都做到。可是，“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则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吧？如果人人都能尽个人所能给他人一些关爱和帮助，世界就会增添少许温暖和光明，不幸和暴戾就会相应减少。

郑民生事件是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凶杀案，这不能不使我们注意到一个统计数字，就是国内犯罪率的突然升高。中国社科院最近发布的2010年《法治蓝皮书》说，2009年1-10月我国刑事案件立案数530万件，治安案件发现受理数990万件，均呈大幅度飙升态势。要知道，根据《法治蓝皮书》的统计，我国的暴力犯罪案件在2001年以来一直呈逐年下降的态势，可2009年却出现了大幅增长，《法治蓝皮书》推测，这种变化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一些群体的就业困难、相对贫困人口的增加、贫富差距的扩大等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从某个角度说，一个社会的刑事案件特别是暴力犯罪案件的多少，是社会的戾气怨气积聚程度的一个重要标识。郑民生事件绝非个别事件，从报刊、电视、网络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血腥事件，而且传媒报道的，恐怕还只是冰山之一角。为什么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优秀文化、一直以温良恭谦让闻名的国度里，社会上的戾气怨气会积聚到如此程度，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还是让我们重温一下老祖宗们的格言吧。在距今两千多年的《论语·季氏》篇中，孔子强调：“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而在时间上更早一些的《管子·牧民》篇中，管子也主张：“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孔子强调的是“均”，而管子强调的是“丰衣足食”之后才能进行道德教化。我们先来看孔子的意见，孔子是主张“均贫富”的，即社会上的人贫富不要过于悬殊。问题是社会发展到今天，要想实行绝对的平均主义当然是不行的，就连文化大革命中拼命鼓吹废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张春桥、姚文元们，其物质生活的丰足奢华，比起一般老百姓来，高出的也应该不是一两个档次的问题。物质极度匮乏的穷“社会主义”，没有谁会再感兴趣。改革开放，是对穷“社会主义”的否定，邓小平同志要打破大锅饭，让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充分地发挥出来。他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点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已经实现了，而邓小平同志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更重要的话，就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才是社会主义的精髓。可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在取得世人瞩目的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比如贫富分化的加剧、官商勾结、官员贪污腐化案件的增加、不少干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念的淡薄等等。客观地说，贫富不均是人类社会在进入共产主义之前所共有的现象，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就由于政治家或道德家的善良愿望就消失。可在任何社会中贫富不均总要有个“度”：你富，吃海鲜牛扒，喝XO；我穷，啃玉米番薯，喝白开水，这倒还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但如果你顿顿燕窝鲍鱼，吃不完的还要拿去倒掉，为了炫富用百元大钞点烟、用六位数的钱请女明星“共餐”，我却连稀饭也喝不上，只好勒紧裤腰带、灌上两口井水来止饿，那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当下，社会上“仇富”心理越来越普遍，这与贫富过分不均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我们再来看管子的话，管子的主张与马克思“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说法是不谋而合的。目前，道德滑坡已是不争的事实，要抓紧思想道德教育，也是全社会的共识。可如何进行思想道德教育，这不仅仅是方法的问题，更是方向的问题。思想道德教育应该在克服社会上过分贫富不均现象、让社会成员共同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如果是让受教育者饿着肚子来听道德说教，那只会是缘木求鱼，恰得其反。所幸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胡锦涛总书记在几年前就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问题，而在今年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对“和谐社会”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反复强调，要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要让每个人有尊严地活着，要建设和谐社会。只有这样，在物质和精神领域都能让大家有富足的感觉，社会上积聚的戾气和怨气，自然就会慢慢消失，郑民生式的事件就会永远成为过去。

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何天杰供稿